出生于江苏泰兴的周俭，从医的初心源自外祖父的影响。外祖父早年在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荷兰行医，回国后在乡间坚持行医，以仁心仁术深受乡里敬重。
“童年时总听闻邻里谈及外祖父行医的事迹，更亲眼见众人遇病痛时对他的信赖和尊重。”周俭回忆道。正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，他逐步坚定了从医之志，并一路成长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。就在今天，周俭当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1987年，在上海医科大学读书期间，一场讲座深深影响了周俭。主讲者是著名肝癌专家汤钊猷院士。
改革开放后，汤院士率先利用甲胎蛋白（AFP）在肝癌高发的江苏启东进行早期筛查。“当年有数百位农民相信汤院士，接受开腹探查，筛查发现的早期肝癌大多被成功切除，生存率明显提高。”周俭说，“而那些不相信筛查结果、未开腹检查的人，多数在短期内因肝癌进展离世。”自此，他对中国肝癌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毕业后，他在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师从汤钊猷院士，从事肝脏疾病与手术研究，进一步钻研肝外科与肝移植技术。此后，他又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，随“肝移植之父”托马斯·斯塔兹尔（Thomas Starzl）深造。
2003年回国后，周俭运用学到的理念，在中科院院士樊嘉教授的指导下，发明三项国际首例创新“废弃肝”肝移植术式，充分利用原本会被丢弃的肝脏组织，开创性地提高了供肝使用率。2013年，他成功主刀亚洲首例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（ALPPS），治疗传统不能手术切除的巨大肝癌病人，大大提高了病人的生存率，并建成单中心国际最大的原发性肝癌ALPPS队列。
随着中国肝癌防治进入新阶段，周俭始终走在前沿。
上世纪90年代起，我国启动乙肝疫苗普及计划，配合国家早筛策略，使中国在全球肝癌中的占比由过去的50%以上降至如今的约43%。与此同时，病因结构也在变化——乙肝相关病例从95%降至约80%，而由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（MASH）导致的肝癌正在上升；酒精相关肝癌也呈上升趋势，但数据尚在完善中。
面对疾病谱变化，中国肝癌诊疗规范/指南在樊嘉院士牵头下持续完善，周俭积极参与其实施与更新，自2011年首版以来，每两到三年修订一次。
“我们最近特别强调肥胖和脂肪肝问题。国家卫健委提倡‘体重管理’，肥胖和脂肪肝对多种癌症影响巨大，肝癌也不例外。”周俭表示。
尽管GLP-1类药物等有助于控制体重，但价格仍偏高，生活方式干预与合理饮食依旧是核心手段，结合中医药力量，将形成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健康管理路径。
在临床一线，中山医院每年完成超过7000例肝胆肿瘤手术。周俭说：“这一切起点都来自汤院士和樊院士的创新引导和发展。如今中山医院肝胆外科在国际医学领域上已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。”肝胆肿瘤的高生存率来自早筛优势、精湛手术技术、定期随访和多学科诊疗模式。周俭也在全国范围授课、带教，推动诊治经验广泛传播。
作为《柳叶刀》肝癌委员会联合主席，周俭致力于整合东西方经验，制定最有效的肝癌防控策略。“我们的目标是到2050年全球肝癌发病率下降2%，而在已经出现下降趋势的国家，要努力实现5%的下降。”他坦言，虽然乙肝疫苗和丙肝治愈药物带来希望，但肥胖和酒精消费的增加成为新挑战。“政策制定者、卫生健康从业者、国际专业学会/协会组织、临床和基础研究人员和健康科普宣教团体必须共同面对。”未来十年，他期待乙肝功能性治愈药物取得突破。
在樊嘉院士的指导下，周俭带领团队参与包括国际多中心试验在内的多项肝癌研究，并在新辅助、辅助及系统治疗等领域持续推进相关工作。然而在他看来，预防和早诊依然是打赢肝癌之战的关键。
“如果我们能全面筛查高危人群（乙肝、丙肝、肝硬化、代谢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），把肿瘤尽早发现、尽早手术，再根据病情合理使用靶向和免疫治疗，肝癌防治一定会取得巨大进展。”他说，“而人工智能的力量才刚刚开始，未来可能带来颠覆性的改变。”
谈及生活，他爽朗地笑了。身为医院院长，临床和行政事务让他鲜有空闲，但每逢中国传统节假日，他都会回归家庭，与家人共度团聚时光——那是他最珍惜的片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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